狭义上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面的革新和改进，具体表现为对旧设备的改造和采用新设备改进旧工艺，采用新工艺、使用新的原材料和能源对原有产品进行改进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等。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在开放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否有必然联系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而言，我们认为技术进步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而这理所当然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在经济学模型中，这种联系却并不是如此显而易见的。

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一种解释经济增长的实用性经济模型，其由两个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家罗伊·F.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埃夫塞·多马分别独立提出。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做出了四个基本假设：/全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只有一种，可为消费品，也可为资本品；2只有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且劳动力和资本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3产品的规模收益不变；4不存在技术进步。基于这四个基本假设，两人分别对经济增长进行了描述。

在哈罗德的模型中，他设计了三个基本的变量：储蓄率S，S=X/Y(X为储蓄量，Y为国民收入)，用于表示潜在的资本转化情况；资本产出比率V.V=K/Y(K为资本存量)，用于表示成功转化的资本的产出；有保证的增长率Gw，用于表示实际的经济增长率。这个模型最终应当达到Gw=S/V的状态，这个状态是经济稳定增长的等式。也就是说，当全部储蓄都以理论的模式转化为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得到最大幅度的稳定增长。

多马的经济模型建立了与哈罗德相似的假设，在他的理论中以I和△I分别代表投资和投资增量，S代表储蓄率，X代表资本生产率或投资效率，其基本公式为△I/I=XS。本质上与哈罗德的经济模型是一致的，以致后来的学者将这两个模型整合为同一个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优点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表面联系，这种理论对计划经济具有指导意义。若遵循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想得到稳定的经济增长就只需要考虑资本的投放方向问题，而不需要考虑其他变量。

但是同时，这个模型中也存在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衡量进行考虑，同时也没有考虑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关系，这让其在描述经济现象时存在缺陷。

1987年，一位名叫罗伯特·索洛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获奖的原因正是他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索洛一直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异类。身处美国的索洛一直激烈抨击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他认为政府不能完全放任市场进行自发的经济调节，这样做会导致经济的严重不均衡，政府必须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对经济实行有效的监管。但是直到1987年美国股灾爆发，人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位经济学家主张的正确性。

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领域，索洛在继承了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优点的同时，也对这一模型的缺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用自己的理论改进了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首先让索洛不能认同的是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两个假设：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和不存在科技进步。索洛认为，将经济运行单纯用储蓄和投资进行考量是不正确的，这种描述只是解决了经济的一般变化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经济运行的本质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模型制定经济政策，其结果很有可能是经济的严重不稳定。

于是，索洛重新进行了经济发展的假设。索洛同样假设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此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可变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技进步，它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索洛得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型，这个模型也被称为新直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直到今天，索造的模型依然是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也正是索洛的这个模型，推动了经济学研究中将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数进行考量的进程。

在这个理论模型的影响下，经济学家们提出：技术是国家创造财富的最关键因素之二。它经常包括在物质资本投资之中，并有助于提高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的质量和生产率。有些国家不能参与国际竞争，就是因为在资本投资或生产高困加值产品方面处于劣势，无法与那些具有新工部我术的国家相比。虽然有些国家的政策已经将经济结构轻向资本密集和成高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仍然应用非熟练劳动工人并使用票系的我木，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缺乏会抑制工业和技术的发展。

由此可见，科技进步对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不过，虽然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得到了经济学界的认可，但是从实践角度将这种经济结论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动力，还需要一些努力。尤其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推动科技进步已经不是牛顿时代的科学家的责任，而更多的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

政府的扶持对国家技术的发展起到主要作用。例如法国总是动用国家的力量，通过使用大量具有风险性的前期性终端投资(如能源、国防、典型、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来赶超先进技术。这些努力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它们会产生辐射效应，对计算机、激光等关键工业领域都有好处，而这些都是法国企业竞争力非常弱的领域。

不过，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法国那样的资本基础和能力。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居民储蓄、国家财政都严重不足，通过国家力量支持科技进步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这种情况下，招商引资活动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同我国台湾地区一样，在大陆地区，招商引资活动的含义也并不仅仅限于引进资本。为了加速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效益，我国政府一直把引进先进的生产力作为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我国利用的境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由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投资者兴建。他们使用的生产技术一般落后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技术，但是考虑到我国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就业压力，这些技术中的大部分仍然是比较适合的。

来自美国、日本和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占我国利用境外直接投资的30%左右。这些境外直接投资中的大部分投向了金融、石油、天然气勘探、建筑业和服务业，转移技术的先进性有限。其余的境外直接投资投向了制造业，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来自美国的路国公司处于转移现代先进生产技术的最前沿，尤其在交通领域(机车、飞机、吉普车)、卫星通讯网络领域、计算机领域和电子领域。

另外，我国借用境外贷款引进的先进技术在改造和建设国内工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我国在1994年引进的先进生产技术的总价值约为41.1亿美元，其中使用境外贷款支付的为26.6亿美元(占64.2%)，这使一大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得以顺利进行。借用境外贷款引进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也为我国兴建了一批大型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大型火电厂和通讯设施等。总体来看，我国通过利用外资引进的先进生产技术主要是比较先进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大型重工业所需的现代先进生产技术还不多。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种重要的招商引资模式是“来料加工”。这种经济模式的基本运行方式是：外国企业提供生产所需的全部原料、设备、半成品的零件、必需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修建厂房所需的资金，而中国则提供政策支持，供给土地。外商在中国的土地上兴建厂房后，从中国招聘劳动力并培训，使他们掌握生产(组装)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名义上，中国在整个过程中除了提供劳动力所获得的收益之外不要求任何回报(这种经济模式的工业制成品一般销往国外，因此中国并没有直接使用这些工业制成品)，甚至最初的土地都是无偿提供的。

外商在中国进行的来料加工，有时会选择和中国当地的企业合作。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企业负责提供劳动力和厂房，外商负责人员培训，提供原料和生产所需的设备。中方企业在此过程中不收取任何回报，但是双方约定，中方在为外商生产产品一段时间后，双方的合作即停止，而外方的机器设备需作为回报送给中方企业。

如前所述，外方在我国的投资大部分都属于劳动密集型淘汰产业，输出的技术本身不会使本国道受任何损失，因此他们很愿意将相对落后的接术、设备等输送到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劳动力资题。

不过，对我国来说，外商带来的这些设备也要优于本国自身的设备.相关的管理和生产技术也强于本国。在来料加工过程中，中方能够得到对方提供的技术培训，可以获得大量的技术人才，也能逐渐接触到上下游的市场、技术等信息。所以，来料加工这种经济模式对中国自身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0以我国汽车产业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和外商的重要合作模式之一就是外方提供生产线、生产技术，中方负责拼装。与一般来料加工不同的是，这些汽车主要是用于国内消费。经过十几年的学习和拼装后，我国的汽车工业开始成熟，逐渐拥有了自主创新能力，生产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在技术研发初期，来料加工为中国节省了不少时间和资本，缩短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间的科技落差。虽然当年以来料加工模式引进的技术和设备都相对落后，但不断钻研后，我国逐渐对这些设备进行了升级，在一些领域，我国赶上甚至超越了技术输出国。例如在卫星定位领域，中国最初只是美国GPS系统的学习者，但随着北斗系统的运行，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四个拥有卫星定位系统的国家之一，在某些指标上甚至要超越美国。而创造这一切的重要基础就是当初作为半淘汰技术引进中国的各种芯片技术。

与一般的竞争一合作关系不同，招商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并不损害投资方的利益。相反，这是世界经济自然分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各国的公司在制造产品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以制造一架飞机为例，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大飞机巨头是美国波音公司。在西雅图，这家公司拥有完整的飞机设计工作室，这个工作室中有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工程师、科学家，他们通过结合自身优势设计出飞机的机翼、机舱等关键部分，然后将图纸送到当地的飞机加工厂进行制造。

但是这些部件还不足以制造一架飞机，西雅图的设计人员还需要将飞机机头的设计和部分飞机机翼的设计图纸邮寄给意大利的制造商，由他们来生产。而飞机尾部的设计则要交给加拿大的合作伙伴，英国人则负责飞机前挡板和引擎的生产，日本人则拿到了电子控制系统的订单。

不仅如此，飞机的内饰部分还可能被中国沿海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拿走，而波音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并将公司从设计以外的非核心工作解放出来，还计划将飞机的总装工作放到中国。为此，中国的天津、西安等地早已欢欣鼓舞了。

一家代表了美国最先进技术的波音飞机，需要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习惯的来自29个国家的工人共同努力才能制成，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美国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技术标准转移到了这些国家。

也许对英国、意大利、日本这样的工业强国来说，美国的技术转让无足轻重；对美国来说，他们只是将费时费力且产出不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其他地区而已。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波音飞机的总装技术如果真的登上这片土地，这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机会。

所以招商引资活动是一种投资方和引资方都愿意看到的技术转让过星，而引资方在引进技术后的再进步，也是投资方愿意看到的，因为引资的进步可以让他们的产品变得更精致。

事实上，不仅在科技领域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需要招商引资来间接引来难步优势。成洲在现代经济重衣领域的音落，正是没有正学用有读来动所带来的结果。

在过去，半导体技术是欧洲的优势项目，英国、德国、法国在这个能城都有着极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但是欧洲人特有的因执让其更喜欢领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半导体技术。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欲洲因家这几年不断通过国家财政支持半导体研究，但是其半导体工业和科研力量却依然比不上后起之秀的美国。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能够在招商引资方面强于中国，这个国家必定是美国。1996年，美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绝对值是流入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的两倍，整个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世界上大约15%的投资都流向了美国。

美国政府非常欢迎海外投资进入，尤其是进入高科技领域，因为美国政府很清楚，单纯依靠国家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承担得起庞大的科研经费。即使能够支持，缺乏国际交流的科技产品也很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出现生存能力不足的现象。

欧洲在电子、医药、计算机等领域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科技产业需要的庞大资金规模超过“小国家”的承受能力。1992年，欧洲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各国之间开始主动打破贸易壁垒，以更为开放的态度接纳彼此之间的投资，各国间的合作也确实让欧洲的高科技产业得到了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招商引资即是技术进步的充分条件，也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招商引资可以带来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也必然需要招商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