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进行招商引资活动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双缺口理论。

“双缺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额（储蓄缺口）同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差额（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但由于投资、储蓄、进口、出口这四个因素都是独立变动的，因此，这两个缺口不一定能平衡。为了使其达到平衡，可以有两种调整办法。

一种是不利用外资条件下的调整办法。当国内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时，就必须压缩投资或增加储蓄；当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时，就必须缩减进口或增加出口。按这种调整方法，除非有可能增加储蓄和出口，否则就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另一种调整办法是在缺口之外寻找财源，使其达到平衡，这就是利用外资。例如，利用外资进口机器设备，一方面，这项进口暂时不必用出口来抵付；另一方面，这项投资品又不需要国内的储蓄来弥补。可见，利用外资可以同时填补两个缺口，可以减轻因加紧动员国内资源满足投资要求、支付进口费用而出现的双重压力，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但是，利用的外资最终都是要偿还的。因此，只有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使其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出口的增加，促进储蓄的增加，才能增强偿还能力。

缺口平街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度”的问题。与东道国、地区或城市自身条件和愿望所决定的需求规模相比，引资的“适度规模”，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与外商投资的质量水平成正比，同等条件下，外资质量越高，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越大；其二，与外商对优惠政策的偏好程度成反比，与对投资环境的偏好成正比；其三，随着投资环境的改进，引进外商投资的“适度规模”将提高。这就是说，招商引资的“度”，取决于特定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

如同招商引资的定义经历了漫长的变化期一样，招商引资的理论也经过了复杂和漫长的进化过程。早期对香农这个经济特区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经济特区政策的补充和完善上，是从税收、财政、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经济政策等角度出发的。但随着经济特区逐渐增加，经济学家们的关注焦点逐渐转向了更加宏观的角度，对招商引资的研究也从单纯的行为研究上升到更加宏观的层面。

世界经济学界针对招商引资的研究发展与经济特区发展的脉络基本一致。香农等地区诞生世界上第一批经济特区后，研究者对这些地区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这些经验帮助更多地区进行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尝试，加上一些自发进行尝试的经济特区的产生，招商引资作为这些经济特区研究的一部分，便出现了大量针对其经验的研究成果。

经济特区研究包括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挥区位优势、招商引资等几个部分。不过随着经验性研究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虽然招商引资是经济特区建立后出现的问题；但是招商引资实际上是经济特区建立的根本目标，甚至可以说这是经济特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虽然早期香农等经济特区的最初建立目的是解决当地失业率增加等社会问题，但是当台湾等新兴经济区崛起后，经济特区的经济目的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各国（地区）建立经济区的首要目的也真正从解决经济区所在地的经济问题发展为带动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这直接导致招商引资从经济区研究的从属部分变为主体部分，而经济区的研究反而成为了招商引资研究的从属，成为了招商引资研究的一个部分。这也让招商引资的研究角度从经验或技术研究转变为观念、理论层面的研究，世界上开始出现一此不同的招商引资理念。

整体来说，虽然在以经济目的为直接目标的经济区大量出现后，招商引资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新兴主题，但是招商引资理念的变迁却是随着经济特区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出口加工区”形式的经济特区是在香农经济区之后出现的第一种流行的经济特区，其特点是具有人力成本、资源等比较优势，并且具备较好的对外交流区位，可以比较轻松地实现对外物资交流。这一形式主要流行于第一批进行工业化尝试的发展中国家。

“出口加工区”流行时期的主流招商引资理念，是通过牺牲当地居民的剩余劳动价值和资源优势，换取海外投资在当地的实体投资，例如兴建厂房、购买机器等。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区主要位于经济、科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他们迫切需要提高当地的社会生产力。因此，这种以牺牲换取工业基础的做法比较流行。

不过在这段流行期过后，这些地区的工业、科技基础都得到了提升，但原有的比较优势相对丧失，这些经济特区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资本吸引力。所以，随着大部分经济特区的成熟，这种早期的牺牲理念渐渐成为招商引资理念的一个过去时。

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完成了转型，新型的经济特区形式开始出现，而这种经济特区的转型也带来了新的招商引资理念的产生。这种招商引资理念的引领者出现在美国。

20世纪90年代，经济几乎停滞的美国发现了以互联网为主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将其变为实际的经济增长。与互联网同时兴起的还有电子科技、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现代科技产业。这一时期的美国虽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科技成果，但是缺少触发这些科技转化的实体工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在其科研实力强劲的地区开辟了一批经济特区，以促进科研成果向实体经济的转变。

伴随着这种新型经济特区的兴起，世界招商引资理念也从牺牲理念向转化理念转变。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实力雄厚的国家，开始建设一批新经济区（以科技园的形式为主体），这期间的招商引资理念的主流是通过引进资金发挥地方的科技优势，增强整体经济实力。

几乎与美国科技园崛起同步，世界其他一些科研实力不太强大的国家和地区也受到美国的启发，开始全面思考自身的比较优势问题，这也推动世界各地产生了一些主题鲜明的经济区，进一步带动世界招商引资理念向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发展。

在这一轮以发挥比较优势为主的经济特区发展高潮过去之后，大部分的经济特区都开始走向成熟。于是，一种新的招商引资理念开始出现：在不发达地区设立经济特区，进行招商引资，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我将其视为一种均衡理念。在这种理念出现之前，经济特区大都设立在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这些比较优势的主要特征是便利的对外联系。无论是工业加工区还是科技园，对外交通便利都是这些特区设立的首要区位因素（大部分工业加工区都坐落在沿海地区，而科技园都在航空、公路等的枢纽地区）。但随若均衡理念的诞生，各国开始在经济取不发达或者出现经济衰退的地区设立经济特区，例如巴西马瑙斯自由贸易区。这里曾是整个南美地区最重要的渔业基地和对外贸易基地，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转变，这地区逐渐沦为落后地区。为了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巴西政府在此设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特区。

相比世界其他进行招商引资尝试较早的国家，中国算是一个后来者。1979年，大陆才在深圳设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这比台湾出口加工区的出现晚了将近20年。不过大陆经济区的发展速度很快，而指导招商引资的理念更新速度也很快。

设立经济特区之初，对深圳的命名费了一番周折。当初有人建议学习近邻的台湾命名为“出口加工区”，也有人认为应该体现税收的优惠叫做“特殊关税区”，最后邓小平决定：既然是特殊的经济区，就叫经济特区。这表面上是深圳经济特区名字之争，但是背后体现的是那个时期中国招商引资理念之争。出口加工区意味着深圳的招商引资工作将以出口加工为唯一导向，而特殊关税区则强调利用关税吸引外资，但是最后定名经济特区而不强调任何属性，则体现了深圳特区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单元的实验性质：不强调形式，只强调招商引资的结果。这种理念也折射出当时中国依然稚嫩的经济决策能力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向。

中国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对招商引资有着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理解。从最通俗的层面上来看，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地域将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及先进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向本地区吸引的过程。这个认识是在不断地现实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得出的，也代表了中国人对于招商引资工作的核心价值取向。

招商引资是经济区发展的产物，属市场经济的范畴。可以说，哪里有经济区，哪里就有招商引资活动。招商引资随着经济区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也推动着经济区的发展。

招商引资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內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认为只要具备一定的土地资源、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以及廉价劳动力。就可以吸引投资者前来投资，进行项目合作，这就是招商引资了。简言之，用土地资源、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优惠政策、廉价劳动力换取投资者的项目投资，就是招商引资，其交换的过程就是招商引资的过程。这是狭义的招商引资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投资者的交换需求不仅仅局限于土地资源、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优惠政策、廉价的劳动力上，还扩展到当地的历史文化、人文环境、民风民俗、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等投资软环境，招商引资活动其实是经济区用全部的资源同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结合或交换的全过程。这是一个广义的招商引资概念，可用以下公式简单表示：（1）经济要素=土地资源＋基础设施 ＋知识产权＋优惠政策＋历史文化＋人文环境＋民风民俗＋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2）招商引资=经济要素＋投资力＋投资欲望系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招商引资工作都不重视理论的建设，招商引资在我国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已是我国招商引资工作开展了近20年之后，世界招商引资研究了30年之后。

即使如此，我国的招商引资研究也仅仅限于一个经济领域的边缘门类的角度。在20世纪90 年代以前，我国的大学里都没有一门专门的招商引资课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招商引资就是一个具体的现实过程，很难想象这背后有什么复杂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这也导致了我国的招商引资工作一直都处于经验积累层面而没有达到理论的高度。

不过随着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越来越有深度和广度，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招商引资工作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经验性工作，而是一个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营销学等众生学科的复合型技术门类。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对招商引资的学术研究开始朝理性总结招商引资具体经验并指导实践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研究持续了将近10年。在这10年中，很多学者从对个案的研究出发，总结出了一批非常有价值、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招商引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在不同地区的应用都带来了很好的效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招商引资工作的内涵。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关于招商引资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发表。

可即使如此，真正从经济学、政治学等基础门类的角度对招商引资工作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人却并不多。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存在一个误区：招商引资工作就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工作，理论研究根本不会有助于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甚至还会浪费时间。

但是随着对外交往程度的加深以及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学术界的了解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国外对招商引资工作的研究早就突破了单一的经济活动范畴，广泛借鉴了市政学、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已经触及了招商引资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而且从这种角度进行的研究让招商引资的实践活动获得了更多的现实指导。

最为典型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招商引资工作的意义。原来的学术界普遍将招商引资的经济属性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虽然经济特区和招商引资概念的最早提出都是和社会学有着普遍联系，但是人们还是觉得社会学与招商引资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

但是事实证明，从社会学角度对招商引资工作进行研究后，人们发现，招商引资的经济属性虽然表现得最为直接，但社会学属性却是其更加根本的内在属性。招商引资工作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而不单是获得经济利益。

这直接带来了两个实践意义上的变化，第一是人们在进行招商引资工作时不再将资金的多寡作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而是将投资项目对社会的意义作为重要的参考。这改变了一些地区的投资格局。

另外，过去的招商引资工作常常造成政策指定的主体（通常是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但是当社会学研究介入后，人们发现招商引资工作其实是可以与当地居民找到共同利益点的。这直接使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对当地居民的态度产生了转变。

总之，招商引资的实践推动了招商引资理论的研究，而高度抽象的理论研究也推动着招商引资工作的变化，二者实际上并不相互矛盾和冲突。